1919年5月29日，爱丁顿率队趁着日食的机会，观测了日食的时候太阳附近的星星的位置。他们的观测结果表明，太阳的引力场会使得遥远的恒星的光线发生弯曲。这观测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广义相对论，也使得爱因斯坦声名鹊起。

1920年10月，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教授卢瑟·艾森哈特代表校长约翰·希本邀请爱因斯坦来普林斯顿大学开展冬季客座讲座。爱因斯坦对艾森哈特的邀请表达了感谢，但表示只能在在1921年9月来到普林斯顿。在朋友和同事保罗·埃伦费斯特的建议下，爱因斯坦提出了15000美元的酬金，这在当时属于天价。然而，希本回复说，普林斯顿面临着财政困难，无法承担这些费用，这次邀约至此作罢。

然而，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锡安组织（犹太复国运动的组织）希望在耶路撒冷建立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希伯来大学。锡安组织希望爱因斯坦支持这一计划，并一起前往美国进行宣讲。爱因斯坦同意了这一计划之后，他再次写信给希本：

“由于要在耶路撒冷建立大学，我不得不在3月中旬前往美国。这次，只要你们合适，我可以在普林斯顿讲几场讲座……除了普林斯顿大学，我还收到了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邀请，还有华盛顿的学术机构。然而，我只给你写了信，因为之前你是第一个邀请我的，而且我的时间非常有限。”

为了这次旅行，爱因斯坦甚至拒绝了1921年4月的索尔维会议的邀请。索尔维会议是物理学家们思想碰撞的最佳舞台，而且爱因斯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唯一被邀请参加这类学术会议的德国物理学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会议的主持人是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在给洛伦兹的信中，爱因斯坦感谢了这位挚友的邀请，但“锡安组织计划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大学，他们认为我去美国可能会让更多犹太富人慷慨解囊……这个倡议触动了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德高望重的洛伦兹理解爱因斯坦的决定，并祝他美国之旅成功。但爱因斯坦的另一位朋友，德裔犹太化学家弗里茨·哈伯，这位在后世毁誉参半的科学家，则以狭隘的爱国主义批评了爱因斯坦去美国的决定。当然，爱因斯坦断然否绝了指控。

事实上，爱因斯坦并非虔诚的犹太人，也并非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因欧洲盛行的反犹太主义忧心忡忡。这也是他放弃参加索尔维会议的原因。

1921年4月1日，爱因斯坦和妻子艾尔莎随锡安组织的代表团到达美国。他们将进行横跨东西海岸的巡回演讲，为建立希伯来大学筹集资金，并鼓吹犹太复国运动。次日，《纽约时报》报道称，成千上万的人等待了四个小时，欢迎爱因斯坦教授来到美国。他们挥舞着手帕，欢迎着心目中的巨星。

团队的另一位科学家魏茨曼对记者说：“爱因斯坦为了希伯来大学的利益，陪同我们来到美国，我为此感到不胜荣幸。我们希望在耶路撒冷创建一个学术中心，在这儿希伯来人能充分展现天赋，成为东西方世界之间的纽带。”爱因斯坦本打算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广大学事业上，但魏茨曼鼓励他多多在美国的大学里开讲座。

1921年4月15日，爱因斯坦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由此开启了他在美国的学术之旅。三天后，他在纽约市立大学开始了为期四场的系列讲座，题目分别是《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的发展》、《广义相对论与引力》以及《以太与辐射》。纽约市立大学的哲学教授莫里斯·科恩评价说：“爱因斯坦教授展示了科学的重大基础性成就并非通过细节上的小打小闹来实现，而是要对基本理念进行彻底的重构，大胆想象，提出新的方向。这对我们非常有启发。”

5月，爱因斯坦来到了芝加哥。他一星期内在芝加哥大学进行了三场讲座。爱因斯坦希望见到密立根和迈克尔逊等科学家。不巧的是，迈克尔逊当时正在欧洲旅行，但当时尚未就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密立根正好在场。爱因斯坦这样说道：“……然后我生命中的第二个发现出现了，那就是惯性等价于引力的发现。”这正是他通向广义相对论之路。

5月9日，爱因斯坦的普林斯顿之行姗姗来迟。在普林斯顿的首次讲座之前，爱因斯坦接受了荣誉博士学位。希本校长在开幕词中说：

“在你的著作中，你大胆地思考，推测了一个有限但无界的宇宙的可能性。世界是有界的还是无限的，这自然不由我。然而，肯定存在一个没有任何界限的世界，这就是精神的世界，你无疑属于这样的世界！”

另一位校领导安德鲁·韦斯特则把爱因斯坦与麦克斯韦、牛顿、伽利略和毕达哥拉斯这样的科学巨人进行类比，称他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科学理论家”。韦斯特说：“他（爱因斯坦）在学术上的最高声誉来自于他的广义相对论，这是关于空间、时间及其与物理宇宙关系的全新、深刻且大胆的概念，它影响了我们对光和引力的理论，并将惯性与引力这两个神秘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基本的观念。”

并且，韦斯特还提到了爱因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反战上做出的社会贡献。当时，爱因斯坦拒绝签署《告文明世界书》，并与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起草了《告欧洲人民书》，批评了《告文明世界书》所传达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并呼吁艺术家和科学家不要放弃“共同的世界文明”。

爱因斯坦的讲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当地报纸对爱因斯坦访问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报道，标题往往体现了新闻学的魅力。学新闻学的人们打印了每场讲座的摘要，并用夸张的笔墨进行报道，例如爱因斯坦承认如果没有观察到引力红移现象，广义相对论的理论就会崩溃。记者们还采访了不同领域的学者，了解他们对爱因斯坦理论的观点。例如，艾森哈特说：“爱因斯坦对几何与物理关系的看法，可能会对有关物理世界的理论产生持久的影响。”

这次旅行整体上讲还算成功，但爱因斯坦却早已筋疲力尽。他是一个天生内向的人，还不习惯生活在媒体的曝光之下。爱因斯坦私下里对“像头牛一样四处走动”有所抱怨，并表示当他登上凯尔特人的船返回欧洲时，终于算是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爱因斯坦回家后，一次采访却让爱因斯坦陷入了公关危机之中了。7月初，爱因斯坦接受荷兰报纸《新鹿特丹报》的采访，这份采访起初无人问津，但随着这篇采访中的一些段落被翻译成英语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爱因斯坦的某些关于女性和美国人民的智力的不当言论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美国人不再把爱因斯坦视为学术偶像，很多公众人物也表达了对爱因斯坦的失望。这和爱因斯坦一贯的表里不一的作风有关，之前他也曾在私下发表过对非洲或者亚洲居民的一些不当的言论，这与他一贯的国际主义形象判若两人，只是当时没有人指出而已。

正如相对论于1919年完成并发表，但爱因斯坦对论点进行了几年的修订和完善。同样，爱因斯坦的道歉也经过了几次尝试才最终让人满意。

这次闯祸也成为了爱因斯坦的一个转折点：他突然意识到，他的高调不仅能引起人们对他的工作的关注，还能引起人们对他信仰的关注。在随后的几年里，爱因斯坦继续为希伯来大学进行宣传和筹款，并更积极参加国际合作和人道主义事业。爱因斯坦也从中吸取了教训，此后再未发表轻率的评论。他对媒体的言论变得更加谨慎。从此之后，爱因斯坦成为了一位能够正确利用自己形象的公众人物。

总之，这次美国之旅不仅是科学的传播，也是一次政治宣讲。爱因斯坦甚至说，建设希伯来大学是“自第二圣殿毁灭后巴勒斯坦地区最伟大的事情”，并认为此行是在帮助“被压迫的同胞”。他的这次美国之行，成为了犹太复国运动的重要助力，也为日后爱因斯坦移居美国埋下了伏笔。并且，在后来的危机公关中，爱因斯坦也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言行以及如何在媒体前维护自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