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5年10月6日17时30分，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玛丽·E.布伦科（Mary E. Brunkow）、弗雷德·拉姆斯德尔（Fred Ramsdell）和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以表彰他们在外周免疫耐受领域的发现。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全球科学界最崇高的奖项之一，旨在表彰那些在生理学或医学领域为人类健康和生命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

每年，在诺奖揭晓的时刻，获奖科学家的名字总会短暂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当新闻热度散去，我们能献给科学家的真正敬意，或许并不是一时的掌声，而是去理解他们的工作，去阅读他们的故事。

就在两年前，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卡塔林·考里科与德鲁·韦斯曼，以表彰他们在信使核糖核酸（mRNA）研究上的突破性贡献。那一年，历尽艰辛的考里科终于站在了科学的最高舞台，接受来自全世界的致敬。

她已将自己的科研历程写进自传《突破：我的科学人生》。书里没有宏大叙事，只有一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孤独坚持，以及一次又一次濒临崩溃时，仍然选择向前的勇气。

当实验室变成垃圾场

2013年5月，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实验室的走廊里堆满了考里科的物品——她的转椅、贴满标签的试管盒，甚至还有实验用的化验托盘。58岁的考里科站在那里，看到技术人员正把她的东西往垃圾桶里塞，她厉声说道：“别碰那些东西！”没有提前通知，没有半句解释，只因为申请不到科研经费，以至“每净平方英尺美元”不达标，这位在实验室里熬了数十年的科学家就这样被迫辞职了。

当时，考里科对赶她走的宾大医学院神经外科主任肖恩撂下一句话：“ 有一天，那个实验室将成为一座博物馆！”多年后，当她的mRNA研究撑起疫苗研究的半壁江山，当诺贝尔奖奖章挂在她的胸前，人们才发现，那句带着怒火的预言，竟是一位科学家对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的真挚信念。

考里科被迫离职前夕在宾大的实验室

孤独与坚守

时间回到1985年，当时考里科经历着科研生涯的重大转折。在匈牙利塞格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她一直从事mRNA研究。因为科研经费枯竭，她远赴美国天普大学的苏哈多尔尼克实验室工作。

初到美国，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考里科在天普大学领着微薄的薪水，为了省房租，全家住在简朴的公寓里。她把所有时间都扑在实验室，有时忙到直接睡在实验台旁。

勤恳如斯，也没能换来尊重。考里科所在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苏哈多尔尼克起初对她很支持，可当考里科想跳槽到更好的平台时，对方竟恼羞成怒，威胁要以签证问题把她遣返回匈牙利，甚至摔门、咒骂、喊叫。

那段日子里，她第一次体会到 深深的孤独感：身边没人懂她为什么执着于mRNA——这种“脆弱又短命”的分子，当时被同行视为不可能有应用价值的东西。

考里科在天普大学苏哈多尔尼克实验室

“非升即走”

1989年，考里科跳槽到宾大医学院，与心脏病学家埃利奥特合作，他们都认为mRNA拥有巨大的治疗潜力。她以为是这将是新的开端，没想到却再次面临意想不到的困难。她得到的职位是“研究助理教授”，在学术体系里，这是个没有完整工作保障的头衔：薪水不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

1995年，是她人生中最难扛的一年。医生在她的乳房里发现了两个肿块，怀疑是肿瘤，最后证明是虚惊一场。而宾大则直接要求她“非升即走”，如果想留下来，就必须从“研究助理教授”降级为“高级研究员”。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每个月至少写一份经费申请书，她向所有可能提供资助的机构——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到私人组织——提交申请，可收到的全是拒绝信。

有人私下叫她“疯狂的mRNA女士”，有人劝她“换个热门方向，容易拿经费”，可考里科偏不。她写道：“自从本科时了解这种分子以来，我就对mRNA着迷。当时，我就被一个想法打动了： 有一天，我们可能会使用mRNA来诱导细胞产生身体对抗疾病所需的特定蛋白质。我了解得越深入，就越确信mRNA具有巨大的治疗潜力。”

复印机旁的转机

1997年的一天，考里科去复印室复印期刊论文，遇到了同样来复印的德鲁·韦斯曼——一位刚加入宾大医学院的免疫学家，他当时正在研究艾滋病疫苗。 考里科问：“你做疫苗需要mRNA吗？我可以提供！”一句话开启了科学史上最传奇的合作之一。这时两人发现，他们的研究方向如此互补：德鲁·韦斯曼需要触发免疫反应的mRNA，考里科则擅长合成稳定的mRNA。他们恰好拥有对方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他们的携手合作将形塑医学的未来。

考里科和德鲁·韦斯曼

2005年，他们终于迎来了重大突破——通过将假尿苷植入mRNA中，就可以防止它引起炎症反应，并可以转译出大量蛋白质。可当他们把成果投稿到科学界的圣杯《自然》杂志时，却遭到拒绝。《自然》的编辑说，这仅仅是一个“渐增贡献”。最后，他们只能把论文发表在聚焦免疫学发现的知名期刊《免疫》上。素来低调的韦斯曼告诉考里科，全世界都将注意到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但实际上，在论文发表后的几年里，考里科和韦斯曼仅两次受邀去谈他们的突破。

离开宾大的那天，考里科心灰意冷。在《突破》里，她写道：“似乎这一切根本不重要。我站在那儿，心想，我坚持不下去了，不能再待下去了。”2013年，在宾大“待不下去”的她，接受了一对德国科学家夫妇的邀请，加入了他们创办的公司——百欧恩泰（BioNTech）。

从被嘲笑到拯救世界

后来的故事我们再熟悉不过：mRNA技术成为研发疫苗的关键。当mRNA疫苗临床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考里科的庆祝方式是：独自吃掉一大盒巧克力。那一刻，她必定想起了往昔——被扔到走廊上的实验用品，那些被拒绝的科研经费申请，那些抨击mRNA研究没前途的人。 现在，全世界都已知晓：它有用。

2023年10月，她与韦斯曼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喜讯来得略晚，未能收录进她刚刚出版的自传《突破》中。但对考里科来说，她和韦斯曼为科学做出的贡献远远比这个奖项重要。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考里科

在《突破》中，考里科揭示了当代学术界的一个残酷现实：评价研究者的标准是论文数量而非质量，经费流向安全的研究而非有风险但可能蕴含重大创新的研究。 很多年轻科学家不敢做有风险的研究，因为怕拿不到经费，怕评不上职称。可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那些不被看好的风险尝试。

考里科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当初她因为被嘲笑换了方向，放弃mRNA研究，就不会有后来的疫苗，不会有千万人从中受益。她说：“我总是那么固执。当面临要求我产出更多更快的研究成果的压力时，我只会更加坚定精心设计实验的决心。我必须让自己的工作结果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 科学需要固执的人，需要愿意坐冷板凳的人。

那些曾经阻碍她研究的人如今作何感想，我们只能猜测。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她那间曾被清理的实验室，终有一天会成为博物馆。

回望这段历程，考里科说：

“我不认为自己特别聪明，但我在天资上的不足，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

这句话，献给所有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里坚持的科学家，献给所有被嘲笑却不肯放弃的梦想，献给每一粒在黑暗中等待春天的种子。

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卡塔林·考里科 唯一亲笔自传

入选“2024苏版好书”、2024年度“凤凰好书”、2024年度中国教育新闻网“影响教师的100本好书”

从小镇寒门到诺奖殿堂

从冷眼受尽到世界瞩目

从屡战屡败到愈挫愈勇

坦诚回顾永不言弃的科研之路

真挚讲述苦尽甘来的六十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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