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的表述》，中国5G标准必要专利（SEP）数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一，但在专利许可贸易上仍是“净支付国”，向外付的钱远高于收到的钱。他给出的解释并不好听：数量领先，并不等于技术议价权领先，“含金量”这个词，被用得异常克制，却异常扎眼。

在国内舆论的叙事里，5G早已被包装成“翻身仗”：专利占比40%以上，华为一家超过15%，中兴、VIVO、OPPO、大唐、小米列入全球前排，基站建设数量世界第一，终端出货量世界第一——一切数字都在支撑一个结论：我们成了规则制定者。然而邬贺铨给出的现实是，中国依旧是全球支付5G专利费最多的国家之一，哪怕国产手机已经占到全球60%以上出货。表面的“标准话语权”，在现金流的方向上，反向流失。

5G专利的账，算起来并不浪漫，只有“供应链”和“费率”。根据多家机构对5G SEP池的测算，高通、爱立信、诺基亚依然掌握着一批关键物理层、编解码、终端互操作性的底层专利，它们的许可费往往绑定整机售价，按出厂价1%～3%计提。中国厂商大量是真正意义上的“制造端”，从手机到CPE再到工业模组，都挂在同一根收费链条上。

从规则设计角度看，“谁收钱”取决于谁掌握不可绕开的必要专利。SEP并不是一个简单计数游戏：1000件外围优化类专利，未必抵得过10件被写进3GPP核心部分的基础算法专利。邬贺铨点出的“含金量”，其实对应的是在标准制定早期的博弈能力——谁能把自己的技术方案变成唯一可行或最优实现。

英国分析师Richard Windsor在一份面向机构投资者的报告中提到过一个细节：在不少5G标准提案讨论中，中国企业递交了大量提案，却经常在“最终合并版本”中被欧美技术路线覆盖，“看起来参与度很高，最后真正写进标准骨架的东西，并不成比例”。这直接体现为：专利声明数量可观，但在专利池收益分配的权重上，并没有压倒性优势。

供应链维度同样冷静。中国厂商主攻整机、系统集成、部署运维，在基站射频、终端SoC、高端FPGA、部分类比前端等环节，仍要对外采购。在这种结构下，一台单价400美元的中高端手机，可能要为5G、音视频编解码、Wi‑Fi、显示等多套海外专利池总共付出接近10美元的综合许可成本，而反向从海外市场回收的中国5G专利费，却被运营商采购规模、地区监管、政治阻力层层稀释。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净支付”这几个字，而是舆论中反复出现的一种轻率逻辑：“专利数量第一＝技术已经翻盘”。这种逻辑，在3G时代就出现过一次。

TD‑SCDMA当年被视为“自主标准”，话语体系里充满了类似今天的自豪。但从产业现实看，它在终端生态、漫游体验、芯片成熟度上长期落后，最终在4G时代被LTE彻底取代。专利是有的，基站也建了，最后失去的是全球主流市场位置。这段历史，现在被选择性遗忘，却和今天的5G叙事高度相似：都强调“标准参与度”“专利数量”“网络规模”，很少问一句——全球利润池究竟向哪里流？

相比TD时代，5G的差距更隐蔽，体现在几个冷冰冰的指标上：

• 在欧洲、北美、日本运营商的5G核心网与RAN招标中，中国厂商的中高端市场份额受到地缘政治和安全审查的双重挤压；
• 在通往6G的关键前沿——太赫兹通信、感知通信一体化、卫星直联终端、高端通用基带架构——欧美和日韩研究机构占据了大量基础专利布局；
• 在FRAND（公平、合理、无歧视）费率谈判中，中企还在不断应对欧美联盟发起的司法战与反垄断调查。

这意味着，即便在6G核心专利申请数量上，中国暂时以40.3%领先，美国35.2%紧随其后，话语权真正的分水岭，可能仍然不会体现在“总量”上，而是体现在谁能主导专利池组建和费率锚定。美国公司在专利货币化、诉讼策略、跨标准组织协同上的经验，至少领先一个完整通信世代。

国内的乐观情绪，很容易被几组漂亮的数字引导：6G专利40.3%，5G专利40%+，移动终端出货量60%，基站建设全球第一。这些数字背后最关键的问题，却被刻意忽略——净专利费现金流依旧是单向流出，这意味着我们在全球5G产业链的角色仍然更接近“高端代工＋区域装备商”，而不是“规则塑造者＋利润分配中心”。

邬贺铨提到“提高6G专利含金量”，乍听像是空泛口号，拆开其实很具体：要在系统架构、关键信道建模、核心算法、终端芯片指令集等环节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而不是继续在外围应用层堆叠“可有可无”的功能型专利；要在标准制定早期就锁定技术路线，而不是在后期凑数量式声明；要有足够多真正可全球执行的专利组合，才能在许可谈判桌上换来哪怕0.1个百分点的费率抬升。

时间窗口并不宽裕。5G专利费的净流出只是账面上的现实，真正潜伏的风险，是在下一轮制裁与技术脱钩中，发现自己仍然需要为核心通信专利、架构许可、基础软件栈支付溢价，却已经没有足够的海外高利润市场去对冲——那时，“数量第一”的安慰，将一点用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