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渺

在北京一家科技企业任职的青年赵朋保，半年前响应总部战略部署，牵头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落地子公司。2026年开年，她和团队着手将数字孪生技术应用于城市资源优化和智能匹配。

赵朋保的业务轨迹遍及多地：她要去石家庄考察康养养老床，到北京研究机器人技术，在天津对接智慧园区节能方案。公司的智慧园区项目融合了北京团队的AI算法、河北的制造优势以及天津的零部件供应，人脸识别技术甚至可以溯源至广东。

赵朋保成为京津冀协同创新网络中的一员，在跨区域的要素流动与技术融合中，找到了企业发展的新坐标。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202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出关键部署，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意味着，原先以北京、上海等单一城市为核心的建设范围，被战略性拓展至京津冀、长三角等更广阔的区域空间。

在前期“单点突破”已取得坚实成就的基础上，一场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为舞台，更强调跨区域资源整合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协同作战”，已经全面展开。

未来之城上的“链接器”

作为一家以智能化和信息化为技术底座的科技公司，赵朋保的公司正在为雄安新区的校园建设智慧体育系统。校园的屏幕上精准呈现着AI算法实时捕捉的学生运动轨迹，跳远距离、跑步速度等数据。

“这不仅仅是写代码，更是把数字世界建在物理世界里。”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团队也需要具备更全面的跨领域知识，她的公司正从单纯的智能化服务商，转型为整合多方资源的“集成创新”实践者。这种集成创新，正在打破传统的地域和技术边界。而京津冀协同发展，让这种跨界融合成为可能。

“北京发展底蕴深厚、业态成熟，雄安作为新兴城市，拥有广阔应用场景。”赵朋保说：“在雄安，我们相当于生态链接器的角色。我们不能只懂代码，还要懂建筑、交通、环保等，需要把数字技术、绿色能源、新材料等融合在一起，产生化学反应。”

国际科创中心的“朋友圈”正在扩容，这一进程，始于以核心城市为引擎的奠基阶段。2013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走进中关村，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号召，2016年，国务院相继印发了《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方案》和《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19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出部署，大湾区与北京、上海共同形成三大创新极。

从2013年到2026年，从打造核心城市的“单极引擎”到构建区域“创新矩阵”，“单点”建设成效显著，协同理念逐步发展，也从基础设施的“硬件对接”迈向规则机制的“软性联通”。

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就是这场变革的前沿实践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园区已引进260余家科技企业，汇聚超2500名创新人才，形成了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创新微集群。

“这里不仅是资源疏解地，更是协同创新的试验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总经理刘晶晶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园区依托集成服务中心，整合京雄两地金融、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资源，推出一站式解决方案，实现了跨区域协同机制的创新突破。这一突破，更催生出“北京研发、雄安转化、天津部件”的产业协作新模式。

不少与园区对接的企业负责人都坦言，真正打动他们的，不止有低成本入驻支持、“15分钟生活圈”宜居宜业的完善配套、绿色生态的宜居环境，更有扎根于此的“参与感”与“未来感”。大家看中的，是雄安作为“国家大事”的战略定位与历史性机遇，更是携手参与、共绘未来产业蓝图的广阔空间。这份价值，早已超越了企业选址的常规考量。

新布局下的青年赛道

区域协同的深化，对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前瞻性要求。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张文明专门提到，必须进行强有力的顶层设计，让区域间人才流动畅通起来。

这种制度性突破，将青年从核心城市的有限园区中解放出来。他们可以在长三角的“创新飞地”从事研发，在皖北的基地推动中试，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节点城市创业，并享受与核心区衔接的金融服务。这种“多点布局、网络化发展”的新模式，打破了单一城市的功能局限，为青年提供了更具性价比的生活选择与更丰富的职业赛道。

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张小溪看来，区域协同构建的“创新网络”，正悄然重塑青年人才的职业图景与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青年人才的流向不再局限于少数核心城市的高校或院所。

“协同发展要求打破地域界限，这直接降低了青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她说。

据张小溪分析，三大科创中心正形成差异化布局。北京的优势在于人工智能等前沿突破，可以在北京主攻人工智能算法或基础大模型，天津侧重智能制造，河北聚焦绿色算力中心或新能源装备基地。长三角则呈现全产业链特征，上海发展集成电路设计或高端生物医药，江苏侧重光伏和动力电池制造，浙江尤其是杭州聚焦数字经济应用和互联网平台，安徽则着重于量子计算和新能源汽车整车，布局全面。大湾区则依托海上风电等特色产业，在数字经济、金融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

与此同时，通过比较优势重塑产业地图，是一个化竞争为合力、实现整体价值提升的过程。

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这种空间并非传统实验室的延伸，而是一座“未来之城”提供的宏大舞台。据刘晶晶介绍，这里的人工智能企业已形成从算力到场景应用的全栈生态，低空经济企业目标是构建“研发-飞控-巡检-防御”四维能力，覆盖低空全技术栈。

“这座从规划之初就融入智慧基因的新城，就像一个巨型的‘开放实验室’。”她认为，雄安将孕育一种独特的“集成创新”气质——考验的并非单一技术的极限，而是如何将多种技术系统性地融合到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每个环节。

这为青年人才定义了新赛道，他们不仅需要专业技术，更须具备系统思维与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参与构建智慧城市的整体解决方案，融入绿色低碳的“十五分钟生活圈”。

从北京到雄安，赵朋保感受到的不仅是办公地点的变更，还有“无界”的创新可能：“雄安在平地上新建了一座智慧城市，我们带着技术和经验扎根这里，从参与智慧城市的搭建起步，后续还会跟进长期的运营与迭代。技术会不断迭代升级，我们的角色也在不断演化。”

在这个过程里，赵朋保和她的团队既是雄安新区建设的参与者，也是京津冀协同创新的见证者。她乃至其他扎根于此的青年人正在经历的，正是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打破地域壁垒、融合多元技术的实践过程。

“既有成就感，也有挑战。”她说。

园区里的“试验田”

当创新战略从“单点”迈向“协同”，高校科研布局与人才政策随之舞动，为青年科技人才打开了超越地理边界的发展新空间。张小溪认为，这里体现出的，是一种深刻的“范式转变”。

“国际科创中心扩容能打破行政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原本的竞争关系可能更多转化为互补关系。”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更深层意义在于，扩容后，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将不再受制于户籍、社保或资质互认等行政壁垒，而是根据边际产出最大化自由流动。这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是突破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最大意义所在。”

2025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首位。这一排名的跃升，与评估体系本身的深刻变化紧密相关。

“2025年首次将风险资本交易纳入评估体系，这恰好是中国集群的优势所在。”据张小溪分析，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地位与高度活跃的资本市场，使得大湾区在衡量“资本与技术对接效率”这一新指标上表现尤为突出，从而拉升了整体排名。

“创新不能仅靠一个城市唱‘独角戏’。”张小溪告诉记者，大湾区的成功，正得益于其内部形成的高效联动机制：香港的金融资本、深圳的产业化能力与广州的科研教育资源构成优势互补。这也预示着，国际科创中心的竞争未来将更侧重于区域协同的整体效能，而非单个城市的孤立表现。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的“扩容”实践，正是为了构建这种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创新网络。

“这次扩容是一种深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内是区域的扩容、整治以及要素价格的修复，更多的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外，是让中国逐渐转化为全球创新治理体系的主动建设者，更好地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从传统世界工厂升级为创新枢纽或绿色规则制定者。”张小溪说。

区域协同深化也面临新挑战，张文明提醒，部分边缘城市在对接核心区域时，可能形成单向依赖，反而削弱对腹地的辐射能力。他说：“要建立国内大市场与战略区域之间的制度平衡和政策环境。”

对此，张文明的建议是，建立“区域标准试点、国家规则兜底”机制。例如，在长三角推进数字身份互认平台，相关机构同步出台技术评估规范和标准管理办法，为“人与数据”流通建立“正面清单”。此外，还要推动跨区域标准互认、打通市场壁垒，推动区域内要素的有效流动与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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