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4日-25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主办的“翔龙鸣凤科学论坛：科学与哲学对话”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院士以“架构科学家与哲学家的思想桥梁，为人类科技事业贡献新智慧”为题进行主旨演讲。

白春礼认为，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到牛顿力学再到相对论革命、量子革命、人工智能革命等等，以历史的维度看，哲学是科学之源，从科学发展的动力看，哲学是科学革命的助产士。

“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家主要是在既有的范式下解决各种问题，他们的工作似乎与哲学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共同体需要建立新的范式，需要用新的概念框架来重新整理科学事实。”白春礼说，“而科学概念和思想的变革，有赖于科学家完成思维上的自我超越，这时候必然会涉及到哲学上的争论，必然会在哲学思想中寻求灵感。”

随着认知科学、脑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白春礼呼吁，科学家和哲学家要进行合作。为此，他建议抓住三个关键点。第一，在“命题”上对齐，把哲学问题变成科学家绕不开的基础问题，也把科学难题变成需要澄清的思想问题——比如时间不只是参数，关系到理论怎么搭；生命不只是零件机制，关系到什么算“整体”；意识/智能不只是功能，关系到解释层级和主体性。第二，在“方法”上互补，哲学主要做概念澄清、前提检查和推理把关，帮科学家避免概念混用、暗含假设和推理跳步；科学则把讨论拉回可检验、可约束的对象。第三，在“价值”上前置，把方向和边界说清楚。前沿探索不仅追求更强的能力，也要回答“为了什么、由谁负责、风险如何承担”，让伦理与治理从事后评判变为同步设计。

“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并非简单的学科交叉或话语叠加，而是围绕重大前沿问题，在问题意识、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层面形成稳定的思想接口。”白春礼以人工智能革命为例，进一步指出，在这个”思想接口”上，“科学家不断推进对自然和智能的经验与理论认识，而哲学家则通过对基本概念、隐含前提和推理结构的澄清，帮助科学研究避免概念混乱与路径误判。”

以下为演讲全文

近代以来，我国的仁人志士和社会精英一直把科技进步看作是民族复兴大业的希望所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把科学研究作为国家发展进步的重大战略来抓。加快布局科技体系，各个领域和门类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我国科学家的才华和活力得到空前的释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创新摆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我国科技事业进入新阶段，最根本特征就是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的土地上需要诞生更多能够引领科技发展方向的伟大科学家，更多独创的、敢为人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实现更多“从0到1”的革命性突破，既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人的贡献。走进科研的无人区就需要有更多的创造性思维，需要进一步加强科学与哲学的交叉融合。

一、高度重视哲学对创造性科学思维的积极作用

哲学是方法论，是打开科学之门的钥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互相联系的，事物是发展的，事物的普遍性存在于事物的特殊性之中。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哲学是科学之源。现代科学的源头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里特等人，是第一批自然探索者。他们对宇宙的奇异思辨，产生了把自然看作按照自身规律独立运行的存在物的独特自然观念，开启了用人类理性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思想活动，形成了重视逻辑与数学的思想风格，塑造了以追求真理为完美人生的精神气质。之后相当长时间内，科学家都把自己的工作看作自然哲学的一部分。牛顿的伟大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包含了进化思想的萌芽；道尔顿在其《化学哲学新体系》中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1867年，开尔文勋爵发表了物理学专著《论自然哲学》。虽然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科学研究逐渐成为由各门学科的具体研究组成的专门活动，但古希腊哲学家对浩渺星空的好奇和惊异，对宇宙本质问题的痴迷和热情，对思想穷根究底的辩驳和拷问，对逻辑与理性的推崇和赞赏，一直是科学传统中最深层的精神内核。

从科学发展的动力来看，哲学往往是革命性科学思想的助产士。科学研究不只是观察现象、进行实验、做出计算，而且还需要一整套概念和思想的支撑。已有的科学概念和思想，既是一段时期内科学进步的探照灯，又构成了对这一时期科学家的约束和限制。按照许多科学史家的看法，科学的发展是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交替的过程。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家主要是在既有的范式下解决各种问题，他们的工作似乎与哲学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共同体需要建立新的范式，需要用新的概念框架来重新整理科学事实。而科学概念和思想的变革，有赖于科学家完成思维上的自我超越，这时候必然会涉及到哲学上的争论，必然会在哲学思想中寻求灵感。

以牛顿力学的建立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就是如此。在古希腊后期和整个中世纪时期，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生理学家一直是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基本概念框架内工作。在起初一段时间内，这一框架能够很好地解释部分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十六、七世纪，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和笛卡尔、培根等哲学家，才逐渐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哲学体系，把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哲学观念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巧妙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有关世界的新的哲学图景，形成了一套把数学方法和观察实验方法相结合的新的研究方法，这才有了现代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在后来飞速发展的基础。即使在现代自然科学成熟之后，一个学科领域的革命性转变，仍然与哲学上的反思密切相关。为人们熟知的相对论革命、量子力学革命的发生，与那个时代的哲学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塑造来看，哲学上的思辨往往能够起到思维磨刀石的作用。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问题，比如时空本性问题、因果性问题、复杂性问题、心物关系问题等等。在一个科学领域初创阶段，许多问题难以得到清晰的科学方法上的处理，哲学上的洞见对于这一领域基本概念的形成至为重要。以认知科学的发展为例，有关人类智能的性质，包括知识、知觉、想象、记忆、概念、心理表征、思维与大脑的关系研究，都是哲学家最先开始的。当代认知科学的基本概念，包括符号计算的观念、思想语言的假定，也是与莱布尼茨、弗雷格、罗素、怀特海、图灵、福多等在哲学上的思考分不开的。另一方面，科学研究越深入、科学问题越复杂、科学领域越处于领先和前沿地带，科学家的思维也容易陷入焦灼和困顿。哲学家通过对基本问题的持续关注而发展出的丰富的概念和瑰丽的思想，常常是科学家获得理论突破的灵感之源。今天许多学科的科学家都熟悉贝叶斯方法，其原初想法是在18世纪末由贝叶斯提出来的。但这一方法的系统发展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哲学家蓝姆塞分不开。他从纯粹的哲学关心出发，提出了合理信念度和主观概率观念，启发了一些统计学家，形成了系统的主观贝叶斯统计推理理论。像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彭加勒、维纳等开一代风气的领袖科学家，也都有良好的哲学思维素养，他们熟悉了解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以及哲学上的思想争论，使得他们能够从更深刻的层面和更宏阔的视野来审视所在学科的基础。

从人类的知识系统来说，从人类探索自然真理的过程来说，科学和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把科学知识比作一个圆盘，圆盘的边缘是观察实验获得的经验知识，从边缘往里是科学中的理论知识，圆盘的中央则是有关自然的基本哲学观点。任何科学理论的内核，都带有某些哲学预设。科学的发展往往会带来哲学观念上的变化，而哲学思想的变革也会为科学的洞见提供广阔的思想空间。正是科学和哲学的相互激荡，造就了人类文明的辉煌。探索真理的过程有一个根本的特征，那就是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哲学对科学的影响，不是在于哲学思想能够为具体科学问题的解决、具体科学理论的突破提供方案和路径，而在于哲学对世界根本问题的关心、哲学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态度、哲学对概念清晰和严密论证的严格要求，对科学变革所需要的创造性思维的启发和磨砺。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历史和哲学的背景知识能够给予我们一种独立性，以摆脱大多数科学家所陷入的一代人的偏见。在我看来，这种独立性正是区别匠人或专家与真正的真理追求者的标志。”

二、努力架构科学家与哲学家的思想桥梁

当代科学的发展正酝酿着巨大的突破，我们正在进入对宇宙、物质、生命、意识的认识深处，这直接关联着众多重大哲学问题。如，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统一，有赖于对时间本性的认识。在量子引力研究中，“时间问题”已被明确视为基础理论构建的关键障碍之一，物理学家 Carlo Rovelli主张在更基本的描述中需要“忘掉时间”这一先验概念，再从理论结构中重建我们日常经验中的时间秩序。

合成生物学使我们可以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和量子的微观层次认识生命活动规律，打开了从非生命物质向生命物质转化的大门，同时也引起了还原主义的相关争论。当前，合成生物学已实现从“数字化基因组信息”到“由合成基因组控制的自我复制细胞”的关键跨越；这不仅推动“生命可否被工程化重建”的技术路径，也迫使我们重新讨论生命的本体论边界、机制论解释的限度与“生命意义”能否被纯粹还原为信息与控制结构。

认知科学、脑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引发了智能、意识本性的研究，涉及到有关身心关系的哲学问题。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人类理解和改造世界、促进自身文明的发展，构成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挑战和革命性转变的契机。

这些问题的澄清和解决，需要科学与哲学联手推进。笛卡尔、莱布尼兹时代那种科学与哲学紧密结盟的时代已悄然复归。未来的科学革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激发和引导；而哲学方法和思想的变革，也离不开科学的批判与滋养。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呼唤科学与哲学建立新型的、更加紧密的结盟。

这里所说的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并非简单的学科交叉或话语叠加，而是围绕重大前沿问题，在问题意识、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层面形成稳定的“思想接口”。在这一接口上，科学家不断推进对自然和智能的经验与理论认识，而哲学家则通过对基本概念、隐含前提和推理结构的澄清，帮助科学研究避免概念混乱与路径误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学与哲学之间需要架起一座真正的思想桥梁，使双方在各自专业边界内形成互为支撑、相互校正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架构科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思想桥梁，不仅是对历史传统的回归，更是应对当前科技挑战、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迫切需求。

我认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合作，可以抓住三个关键点。第一，在“命题”上对齐，把哲学问题变成科学家绕不开的基础问题，也把科学难题变成需要澄清的思想问题——比如时间不只是参数，关系到理论怎么搭；生命不只是零件机制，关系到什么算“整体”；意识/智能不只是功能，关系到解释层级和主体性。第二，在“方法”上互补，哲学主要做概念澄清、前提检查和推理把关，帮科学家避免概念混用、暗含假设和推理跳步；科学则把讨论拉回可检验、可约束的对象。第三，在“价值”上前置，把方向和边界说清楚。前沿探索不仅追求更强的能力，也要回答“为了什么、由谁负责、风险如何承担”，让伦理与治理从事后评判变为同步设计。

当前，我国的很多科技取得了领先，正在进入“无人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结合体现重要的战略价值。

“方法”层面，无人区探索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既缺乏成熟路径，也难以依赖既有评价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技术理性和经验累积，往往不足以支撑长期而高风险的探索。哲学在此所发挥的作用，是为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导航”——帮助研究者反思研究假设的合理性、区分概念混淆与真实困难，并在多种可能路径之间保持思想上的开放性与自觉性。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协同，有助于避免在无人区中因路径依赖而过早收敛，从而为原创突破保留必要的思想空间。

“价值”层面，当科学探索进入深刻影响人类社会与文明形态的领域，科学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与价值判断、社会后果和长期风险交织在一起。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方向，哲学不应只是对既成技术进行事后评判，而应与科学研究同步介入，通过对价值目标、责任边界与人类处境的讨论，参与塑造技术发展的方向。在这一意义上，科学家与哲学家的结合，不仅是为了提升认识深度，更是为了在无人区探索中保持理性自觉，确保科技进步始终服务于人类整体福祉。

不同国家都设立了一些机构，这些机构的共同点，不在于“交叉”本身，实际上在于把科学与哲学之间最难对接的问题（包括命题、方法、价值）制度化讨论，这就是“桥梁”的重要作用，差异则体现在它们分别选择不同的“搭桥路径”。

牛津大学的“宇宙学哲学研究平台”，汇集了像罗杰·彭罗斯这样的顶尖物理学家和多位哲学家。哈佛大学的“黑洞创新”研究中心也是将黑洞物理研究与哲学相结合的重要中心。在黑洞信息悖论、多重宇宙、时间本质等超越纯实验验证的领域，哲学家与科学家共同探讨物理定律的失效、时空性质等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这种合作帮助科学家在缺乏直接证据时，通过概念分析和逻辑推演来筛选理论假说。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数学哲学中心”以逻辑与形式化方法为纽带，把哲学问题转写为可推演结构，从而在方法论上与数学、物理学深度对接。英国剑桥大学“智能之未来中心”聚焦AI长期影响与伦理治理，将价值论证嵌入技术议程并面向公共政策输出；斯坦福“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研究院”（HAI）则把AI研发与公平、责任、透明等规范性约束纳入同一组织框架。德国洪堡大学“柏林心灵与大脑研究院/学派”以跨学科培养与联合研究为核心，促成哲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共同训练与共同语言；纽约大学“心灵、大脑与意识中心”围绕意识与认知的基础问题，把概念澄清与实验研究并行推进。

中国科技事业的历史性转变，对中国科学家的创造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提出了更高的期待。我们的科学家要能够紧扣科学前沿中的基本问题进行开拓和创新，而不能只是在已建立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路径上跟踪国际上的工作。中国的科学家有自己的美德和优势，但也存在原创性普遍不足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有多种原因，包括科学传统薄弱，以及科研制度方面的缺陷等，除此之外，我们在创造性思维上的缺乏也有重要的关系。要补上这个短板，哲学的学习和哲学思维的训练非常重要。要让科学家和哲学家真正结合起来，相互影响、共同受益，活跃科学研究的创造性氛围，不但需要科学家个体的自我修养，更需要制度和环境的促进和保障。这需要双方在认知上打破隔阂，在行动上建立实质性的合作机制。

老一辈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先生等，曾高度重视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困难和复杂的任务，不但需要克服相互漠视的态度，还要有对各自领域的背景知识的了解和熟悉，也必须打破造成学科分割的种种壁垒和界限。首先，我们需要克服急于求成的心态，抱着一个长远和开放的态度，从相互联系入手，到相互欣赏、相互接纳，然后再到相互启发，科学家要深刻认识哲学对科学的积极作用，哲学并非科学的附属品，而是其思想源泉和催化剂；哲学家不能固守于旧有理论，而应主动深入科学内部。当代哲学应自觉地扎根于被科学理论浸染的“生活世界”中，研究科学与技术带来的新问题，使哲学思考与时代同步。其次，我们需要提供政策和制度上的支持，例如可考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为哲学与科技前沿的交叉研究提供资助，在有条件和有基础的情况下，科研团队可考虑吸纳一些哲学家参与工作，科学会议可考虑安排一些相关的哲学学术报告，定期举办科学与哲学对话的跨界论坛。第三，改进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为理工科学生开设科学史和哲学课程，为哲学专业学生提供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鼓励科学家和哲学家联合培养研究生，培养一批有哲学素养的理工科人才和有科学基础的哲学人才，夯实科学家与哲学家新型联盟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科学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早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哲学所，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即隶属于其下。2020年，中国科学院再次成立哲学研究所，是挂靠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非法人机构，希望创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来促进科技创新、哲学发展和文明进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国科技事业也正经历历史性转变。我们需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也需要有滴水穿石的战略耐心，沉下心来，凝神定力，抓源头、抓基础，建立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发挥科学与哲学的相互促进作用，矢志不渝、久久为功，营造一个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不断涌现的科研环境，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原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 年 36 卷 第 1 期,本文根据在对话会的发言有所增删。）

责编 | 王祎

来源 | 翔龙鸣凤科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