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士才 荣卓依

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第二个结合”对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文化主体性与“第二个结合”深度交织、互为支撑。主体性以独立自主的文化立场，为“第二个结合”筑牢精神根基，规避其陷入教条化。“第二个结合”以批判继承传统、理性吸收外来的科学方法，破解主体性危机。二者目标同向，共同孕育“新的文化生命体”，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第二个结合”的精神根基

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最能够凸显自身鲜明特质且区别于他者的核心正是文化主体性。为何中华文明能跨越五千年而生生不息？答案就在其主体性的不断深化与巩固之中。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是深植于民族精神肌理的独立自主文化意识与价值立场。这份无需外求的内生力量，正是“第二个结合”得以成立的根本前提。历史已经证明：脱离中国实际的抽象理论终究难以生根，而文化主体性恰是让理论落地的“转化器”。

同时，这份主体性也是抵御文化侵蚀的精神武器。近代以来，西化思潮曾以各种面貌冲击中国社会，从“全盘西化”论调一度盛行，到部分领域对西方话语的盲目追随，皆试图消解中华文化的本土特质。而中华文化主体性所内含的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让中国在吸收外来文明成果时始终保持清醒，既不闭目塞听，也不妄自菲薄。

正是这种扎根五千多年文明土壤的主体性意识，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遇搭建了精神桥梁。它让两种思想体系的对话不是简单的嫁接，而是基于共同价值追求的深度融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则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以独特气质。这种建立在主体性之上的结合，既有理论创新的活力，更有文化传承的定力，最终成就了“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与实践伟力。

“第二个结合”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科学路径

近代中国的文化场域始终萦绕着主体性危机，“第二个结合”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划破迷思，为危机破解锚定方向。

它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绝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如朱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辩证智慧在当代的延续，批判剔除封建礼教中的桎梏性因子，悉心打捞民本思想、和合理念等精粹，让沉睡的文化基因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内生动力。

对待外来文明成果，它更拒绝封闭与盲从的两极。不同于近代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机械拼接，也迥异于某些时期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第二个结合”始终以自主立场为根基，理性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内核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底蕴深度融合，正如严复翻译《天演论》时“信、达、雅”的追求，在保持本土底色的前提下丰富文化内涵。

这种兼顾继承与创新、本土与世界的实践，构成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路径。它既避免了文化复古主义的僵化，又抵御了文化殖民主义的侵蚀，让中华文化在自我革新中始终保持精神独立，在开放包容中不断拓展文明格局。

二者共筑“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目标指向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第二个结合”的推进，始终指向造就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共同归宿。这份主体性就如同司马迁著《史记》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文化自觉，让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始终紧扣民族根脉，从传统民本思想到现代价值理念的传承延伸，从古典天下观到当代文明观的升维发展，无不印证主体性对文化发展方向的精准锚定。

“第二个结合”则为主体性注入蓬勃的时代活力，使千年文脉在当代土壤中完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传统文化中沉睡的智慧，又借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独特气质，让两种思想体系在辩证融合中打破古今隔阂，推动文化主体性在时代语境中不断生长。

因此，“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契合，正是其能够相互成就的关键。两者均以中华文化为基，以文化意义上自我与他者互动为发展逻辑，并彰显出我们党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其共同根基与目标使二者成为文化生命体的“根”与“魂”：主体性为“结合”供扎根土壤，“结合”为主体性赋生长养分，共生共荣筑牢民族现代文明根基，让中华文化既守“本来”厚重，又显“未来”鲜活。

将中华文化主体性从理论理念转化为现实动能

“第二个结合”通过“大众赋能、辩证取舍、方法重构”的实践逻辑，将中华文化主体性从理论理念转化为现实动能。

在“大众赋能”层面，革命时期根据地通过扫盲教育、工农剧社等形式，让文化从“象牙塔”走进田间地头，成为动员群众的“精神武器”；新时代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群众从文化“被动承受者”转变为“积极创造者”。

在“辩证取舍”维度，“第二个结合”既拒绝“全盘西化”的文化自卑，也摒弃“闭门造车”的文化自负，而是以“文明交流互鉴”构建自主话语体系，用“中国式现代化”证伪“现代化=西方化”迷思，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摆脱对西方话语的依赖。

在“方法重构”上，则以唯物辩证法打破“中体西用”二元对立，构建“传承—转化—创新”的文化发展良性循环，对传统文化用历史唯物主义挖掘当代价值，对外来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筛选适配养分，最终孕育“新的文化生命体”。

“第二个结合”筑牢中华文化主体性，关键在于将理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行动，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国内发展的硬支撑上，更延伸至全球文明对话的新突破中。有的科研团队凭“自力更生”基因突破芯片、光刻机等“卡脖子”技术；一些地方的乡村振兴通过非遗活化、传统村落保护，让农民在物质富裕中重拾“乡愁”自信，切实回应“精神贫乏不是社会主义”。中华文化主体性也是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核心动能。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