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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具体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社会需求，再“新”的生产力也只会是空中楼阁。实事求是正是对客观实际的科学把握与主动改造的结合，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

把实事求是引领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落到实处，关键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生产关系系统性重塑，让各地的发展活力充分释放。

□ 张占斌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反复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需要注意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具备一定禀赋条件，要充分考虑现实可行性，《建议》稿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引导大家科学理性、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防止一哄而上。”这种科学态度，就像一把方法论“金钥匙”，有助于各地以客观实际为依据推进生产关系变革，在复杂局面中找准生产关系变革路径、在多重约束下精准施策，对确保新质生产力行稳致远，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实事求是贯穿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

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鲜明特征，本质是创新驱动、效率优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进生产力，其形成发展是生产力诸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的系统性跃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发展是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的统一，脱离具体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社会需求，再“新”的生产力也只会是空中楼阁。实事求是正是对客观实际的科学把握与主动改造的结合，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

以“实”为基，立足禀赋差异谋发展。我国地域辽阔，东中西部、南北方之间，创新资源密度、产业配套能力、人才储备水平、能源结构特点都相差很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基础存在显著差异。强调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各地尊重不同区域的生产力禀赋条件，把自身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性的基本判断，也体现了生产关系适配具体生产力状况的实践要求。比如，科创基础好的城市可主攻前沿技术突破，依托创新要素集聚培育未来产业，而不是不管条件如何都去复刻“硅谷”模式；资源型城市可聚焦绿色低碳转型，通过生产要素重组激活传统生产力潜能。

以“求”为径，遵循规律促转型。科技突破和产业升级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到车间里的批量生产，每个环节都需要时间沉淀，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必须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不能超前或滞后。实事求是强调“先立后破”，正是对这一规律的遵循：既要提前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培育生产力新增长点；也要通过数字化、绿色化改造让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推动现有生产力质态升级，绝不能搞“一刀切”式淘汰，避免出现“新芽没长出来、老根先断了”的困境，确保生产关系调整始终与生产力发展节奏同频共振。

以“是”为的，聚焦效率提质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目标，强调生产力发展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衡量新质生产力发展得好不好，最终要看单位投入能不能带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产出，这正是生产力发展本质“是”的体现。实事求是反对“唯GDP论英雄”，也反对“为新而新”的形式主义，而是要求把就业保障、收入分配、安全生产、生态保护都纳入评估体系，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高度一致，能够实现创新效益、社会公平与生态价值的同步提升。

违背实事求是容易跌入生产关系适配误区

当前，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热情很高，布局未来产业、招引科技企业的成效不少，但一些脱离实际的倾向也值得警惕，根源都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导致生产关系调整与生产力发展需求脱节，把“新质”当成了政绩符号。

盲目跟风“追热点”。有的地方不看自身科研基础和产业配套等生产力禀赋，动辄宣称要“打造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建设量子科技示范区”，强行推动超越自身能力的产业布局。这种生产关系调整脱离生产力实际，结果可能是项目建起来了，本地能提供的配套产品不足三成，企业只能从外地调货，成本居高不下，陷入“引进来却留不住”的尴尬，造成生产要素浪费。

重复建设“内耗战”。在同一个产业走廊或经济带里，多个城市无视区域生产力协同需求，同时上马同型号的功率半导体生产线、同质化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项目，导致生产要素配置分散。这种违背生产力集聚规律的生产关系安排，造成设备利用率连60%都达不到，宝贵的资本被闲置，稀缺的人才被稀释，最终谁也做不强，严重制约区域生产力整体提升。

园区扩张“造泡沫”。一些地方借“新质生产力”之名圈地建园，有的市县为了建园区大举借钱，债务风险显著上升。这种脱离产业实际需求的生产资料配置方式，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不仅无法支撑生产力发展，反而拖累了正常经济循环，形成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

技术包装“玩虚的”。少数企业把简单的自动化生产线说成“人工智能车间”，把普通改造过的厂房包装成“灯塔工厂”，以此骗取政策奖补。这种虚假的生产力升级表象，导致生产关系调整（如政策支持、资源倾斜）偏离真实需求，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还透支了真正搞创新企业的政策红利，破坏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环境。

重“新”轻“民”“顾此失彼”。有的地方把有限的财力都砸向“高大上”的科技项目，却在保交楼、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基本工作上打折扣。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种偏离发展本质的倾向，导致新生产力没见效益，新矛盾倒先出现了，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服务于生产力发展根本目标的原则。要把这些教训变成“负面清单”，让“防止一哄而上”成为生产关系调整的硬规矩。

构建生产关系适配“四维一体”方法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系统工程，必须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搭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配的科学方法体系，确保每一步都走得稳、走得实。

绘好“生产力禀赋地图”。依托国土调查、经济普查和科技统计数据，搭建一个能动态更新的数据库，把区域内的土地、能耗、人才、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都摸清楚、标明白。通过这种“家底盘点”，明确哪些领域有优势、哪些项目干不了，让产业布局、要素配置有据可依，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与区域生产力禀赋的精准匹配。

做好“双度评估”。对想引进或布局的技术，既看“技术成熟度”，也看“本地适配度”。成熟度高（能稳定量产）且适配性好（符合本地产业需求）的技术，才能推进产业化，配套完善生产组织方式；有前景但还不成熟的，先建中试基地培育，预留制度创新空间；那些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技术，坚决不急于落地招商，避免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发展阶段。

严把“三道关口”。政府投资的新质生产力项目，必须同步编报资金预算、债务影响评估和绩效目标，经过相关部门评审才能开工。这一制度设计从源头防止为了“造新”而增加隐性债务，确保生产关系调整（如政府投资导向）不突破财政安全底线，为生产力持续发展提供稳定制度环境。

守住“三重底线”。建立项目社会影响评估机制，把带动就业规模、劳动报酬占比、单位能耗和碳排放强度作为硬指标。这既要求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原理，也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能惠及民生、利于生态，实现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

释放生产关系适配制度红利

把实事求是引领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落到实处，关键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生产关系系统性重塑，让各地的发展活力充分释放。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数据、碳排放权、知识产权的跨省域交易机制，让要素跟着市场走，而不是跟着行政指令走。要推动中西部的清洁能源、东部的创新人才通过市场机制合理流动，使生产要素配置与生产力发展需求精准匹配，让各地的比较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

建立“耐心资本”制度。设立国家、区域、产业三级投资基金，实行长周期投资模式，并且明确“失败免责”规则。这一制度设计契合硬科技生产力发展周期长的特点，能引导资本愿意长期陪伴硬科技企业成长，破解创新“缺钱、缺耐心”的难题，构建与创新型生产力相适应的资本配置机制。

打通“中试转化瓶颈”。推广“政府建基地、院所管运营、企业来租用、保险兜风险”的模式，对中试设备给补贴、给政策。这一生产关系创新能推动科研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再变成“商品”，破解“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难题，实现科技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

完善人才梯度布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育拔尖创新人才，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支持中西部院校培养现场工程师、数字工匠，让人才不再只往沿海扎堆。通过人才要素的梯度布局，使老工业基地、中西部地区也能有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队伍，夯实生产力发展的人力基础。

健全政绩考核机制。细化“三个区分开来”政策，对敢闯敢试但因客观原因失败的干部予以免责；考核时多看重全要素生产率、单位碳排放、就业等质量指标。引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避免生产关系调整中的短期行为和形式主义，让“真抓实干”比“花架子”更受认可，为生产力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