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摄）

湖北日报评论员 刘中扬

在湖北石首天鹅洲湿地，成群麋鹿从水中穿行而过，日光下漾开金色的波痕。曾一度消失在中华大地上的古老生灵，全国数量已突破15000头，洋溢着新的生机。与此同时，“Milu”这一中文音译名，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场合中，取代了“Père David's deer（大卫神父鹿）”的叫法。

作为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从本土灭绝到种群复兴，英文名称从“Père David's deer”改回“Milu”的经历，令人感慨万千。1896年，时任钦差大臣的李鸿章，参观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动物园，他看见麋鹿成群，“不类欧洲之产，询之来自上林，则不觉愀然矣。”1955年，《纽约时报》还在使用“Père David's deer”的称呼，而今年的《泰晤士报》在报道中通篇使用“Milu”，还提到了一个十分动人的历史细节：1985年，英国十五世贝德福徳公爵回忆他送第一批麋鹿回中国时说，“它们在飞机上很冷静，但一落地中国，就好像感受到了这是它们的故乡——变得显而易见的兴奋”。

对故土的眷恋，或许是刻在一切生物基因中的底层密码。这一次郑重的回归，不再让麋鹿困于皇家园囿，也不止于拯救，而是真正让它们在中国大地上实现自我繁衍。40年来，由最初的77头到遍布全国27个省份，麋鹿的回家之路，经历了制定规划、搭建智库、现场考察等重重环节，突破了繁殖、环境、抗灾抗病等技术难题。故事中有许多人的身影，本土专家、国际友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他们以兼具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执着，以不懈接力的形式，付出了艰巨的努力，才使我们得见今日之气象。

湿地之绿铺开，“濒危”之红退去；麋鹿重回故土，“Milu”走向世界。生命繁衍、话语转换，都并非一夕之功，而是中国行而不辍的生态文明进程的一体两面。

生命被语言锚定才成为故事。“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麋鹿”是中国文化的珍贵印记。当古老的名字随着种群的蓬勃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Milu”所体现的，是世界对中国生态保护水到渠成的尊重。种群的回归，是大地的新生，更标志着我们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以“Milu”之名，以湖北再现江豚逐浪之景，以云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之旅，以全国多地监测数据显示候鸟种群数量显著增长，都正在见证着中国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可行方案。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还有更多生命期待着更加水草丰茂的未来。永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交响，不只是美好愿景，更是应当全球携手、相向而行的明天。